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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名人--丁文江

[日期:2006-06-04] 来源:  作者: [字体: ]

古镇名人--丁文江

    丁文江,字大君,笔名宗淹,1887年出生于泰兴县黄桥镇。自幼聪颖好学,10岁即读完“四书”、“五经”,旁及《日知录》、《资治通鉴》等,尤爱好古典诗词。塾师对其天资和勤奋十分欣赏,曾考他作对联,老师出上联:“愿闻子志。”他即应声对曰:“还读我书。”老师再出上联:“鸠鸣天欲雨。”他答下联:“虎啸地生风。”11岁便作了一篇《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洋洋数千言,别人竟无从修改,塾师惊叹不已,赞为神童。
  丁文江13岁考秀才。当时,泰兴县知事龙璋(字研仙,湖南人,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是表兄弟,主张维新),得知后命他到县衙内特别面试,出了个文题《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丁提笔为文,多所阐发,观点明确,文理通顺,龙璋叹为“国器”,当即收为门下弟子,并极力劝丁父送他出国留学深造。正巧,龙璋的一位同乡到日本去,经过泰兴,龙璋就托他带丁文江去日本。行前,丁录七绝一首赠老师:“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以示其抱负和胸怀。
  丁到日本后,和几个中国留学生一道,不只学日语,还跟一个侨居日本的英国人学英文,且担任留日学生所办刊物《江苏》的编辑。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军袭击旅顺口,中国留日学生受欺侮,不少人因受刺激无心读书。其中一个接到吴稚晖从英国爱丁堡寄来的信,说那边生活费用不高,且教学质量比日本强。丁文江和另外两个同学商量后回到上海,乘法国船去英国。
丁文江在爱丁堡一个小镇上读中学,生活十分艰苦。但他学习很用功,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读完中学课程,还得了好几枚奖章。
  1906年丁文江考入剑桥大学,因费用昂贵纳不起,只读了半年就辍学了。年底无法进入新学校,他就游历欧洲大陆,在瑞士洛桑学习法语。1907年夏回到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城,先在工学院读预科,第二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专习动物学,以地质学为副科。1911年,丁文江取得了刻校动物学与地质学双科毕业文凭。后来,他又寄送论文给母校,被授予博士学位。
  1911年4月,丁文江乘船离英回国。他有意作实地考察旅行,于5月初在越南海防登陆。经老街而进入云南省。在昆明住了两个星期,然后取滇、黔、湘驿道行进,沿途了解各地风土人情。一次,在下塌处的墙上见到一位自称“津门穷客”写的一首很通顺的诗,引起他的注意。“万里作工还被虐,乡山回首欲归难。十八同路余三个,五月奔波始一餐……”该诗是写法国人筑滇越铁路,从山东、直隶两省招工人一万多,死去五千以上,南溪一段,有“一根枕木一条命”的传说。丁文江说,这位“津门穷客”定是万人当中的一个。
  从贵阳的平彝起,丁文江就用指南针步侧草图,并用气压表测量高度。他发现武昌舆地学会的地图,商务印书馆的最新中国地图,以及英、德、法、日文的百万分之一地图,都还是根据康熙年间天主教士所测的地图作蓝本,所以,一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驿道,在地图上标错了二百多年竟没人发现,被丁文江纠正了过来了。
  丁文江去北京参加了“游学毕业考试”获“格致科进士”后,于1912年应聘到上海南洋中学任教。他结合教学需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动物学教科书》。在序言里他告诫学生,钻研科学知识切不可“拾人牙慧”,而要“深究真理,使自己有所创新”。
  1913年,丁文江应聘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他认为“科”是办公文的机构,建议改地质科(管理机构)为地质调查所(工作机构)。他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中写道:“吾国地大物博,人众民勤,矿产之富,土地之肥,山泽之利,甲于全球,诚所谓天府之国也。……盖凡所谓实业者,无巧不成书取材于地。今徒曰地大物博,而不知地若何大?物若何博》于实际无益也。夫欲兴矿业,须先知矿质之优劣,矿床之厚薄;欲筹农林,必先知土性之肥瘠,山川之形势……今若以十五处为期,首三处为试办期,第三年后逐次增加调查员若干人,于地质考察之外同时从事于地图之测量,至十五年可望普及全国。夫如是,则调查有详略,着手有次第,虽不能为最后之报告,而实可谓他日详细调查之根据,而为实业发达之先声。”
  矿政司呈准工商部采纳了丁文江的意见。他和从国外回来的地质学家章鸿钊、翁文灏一同商议,欲先培养地质人才。北京大学原有的“地质学门”因招不到学生而停办了。丁文江等借用该校旧址,连同图书、标本等办起了“地质研究班”(后改称“地质研究院”,为教学机构),由鸿章钊任所长,他和翁文灏都在那里任教,还请来了德国教授梭尔格帮忙。丁文江主讲“古生物学”,他是开这门课和第一个中国人。根据他的倡议,研究班每周由教员率领学生分组实地考察一次,归来后,每组必须提出报告,由教员负责审查,指示得失。《北京西山地质志》就是他们首次考察的记录。
  1913年11月,丁文江与梭尔格、王锡宾同去太行山作地质调查。这次调查,不仅为“太行山”的走向“平了反”,还纠正了洋人对山西省煤铁储量估算的错误。对这次调查,现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的黄汲清教授曾写道:“这是中国人民进行系统的野外地质填图的开端,值得大书特书。”
  1914年初,丁文江受命调查云南东部矿产。他从上海出发,取道香港,经过越南到达昆明。他先到个旧调查锡矿,历时五十多天,测得个旧地区地址图数幅,编成《调查个旧附近地质矿产报告书》一本。同时对个旧矿工的痛苦生活进行调查,他在《漫游散记》里写道:“工人背矿石出洞,一步一喘,十步一停。喘的声音几十步外都听得见。头上流下的汗把视线挡着了,用竹片刮去,再向前挨着爬走。洞子里的温度当然比洞外高,走到洞口,浑身上下都是汗,衣服挤得下水来。凉风一吹,轻的伤风,重的得肺炎、肺痨。尤其是未成年的童工容易死亡。”
  这年四月中旬,丁文江回到昆明,购买牲口,雇用民夫,请云南兵工厂为他制作测量器具,以便开展大规模的地质调查。这次除找矿外,还调查了金沙江的水道,并注意搜集人类学材料。他曾作路线地质图,标明地层及地质构造,采集化石数以吨计。为取得第一把手资料,常在人迹罕至的高山、深谷艰苦跋涉,是地道的探险。他走过铁索桥,跨过“火焰山”(气温常在37℃以上),艰辛备尝。他特别赞赏徐霞客,常随身携带《徐霞客游记》,徐霞客记中关于金沙江的部分散失了,他要补上。
1914年5月10日,丁文江登上石腊西北的杨家村西太岭。首次望见金沙江。从峰顶北望,只见一条条深洵峡谷,两壁如刀切斧削一般,红绿色的砂、岩与红黄色的江水两相映照,十分壮观!两岸分布着川滇两省道道高山大梁,西岸有东北西南走向的鲁南山、望乡台、大银厂、大麦地,海拔都在三等千米左右。东西向有长很重要的支流,叫小江。小江的东岸是一道南北走向的大山,最高峰叫古牛寨,是滇北最高的山。从古牛寨到小江不过十公里,而小江比古牛寨低3000米。他说:“这可算是中国最深的峡谷,比美国著名的大峡谷还要深。”丁文江爬上3700米高的大雪山最高点腰带哨以后,又走过弯弯曲曲的小道,向古牛寨进发。经过艰难跋涉,终于登上直径约500米的古牛寨顶,海拔4145米,这是他在中国所登的最高的山峰。
  300年前,徐霞客虽曾正确地把金沙江当成长江之上源,但他在《江源考》中却认为金沙江为恒河,怒江为印度河,这个错误,丁文江在整理《徐霞客游记》给徐作《年谱》时,订正过来了。
  1915年,丁文江上收农商总长,根据他在云南调查所掌握的资料,就锡、银、铅、铁等矿分别作了说明,并向当局提交了一份《改良东川铜政意见书》。
  1916年7月,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举行毕业典礼。丁文江忠告弟子:第一不可染留学生习气,要考虑本国国情,不计较个人薪水和办事条件;第二不可染官僚习气,要勤俭自励。该研究所只办了一期,招生30名,毕业22人,这些人都是中国地质科学早期的骨干和后来的权威,其中6人是丁文江在南洋任教时的高足,他们都是受的影响南昌献身祖国地质事业的。
  1918年,丁文江在北京高等师范兼课,他对慕名拜访他的张作人同学说:“书是要读的,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眼睛和手,用从大自然获得的知识去检查书本上的东西。”有一次,他应邀讲遗传学,第一句话就说:“我不是遗传学家,我很高兴来替你们讲这门课。但是,我不是来教你们遗传学知识的,要学知识,你们自己读书就可以了。我是来教你们如何获得遗传学知识的方法的。”随后,他举了《八仙过海》传说中吕洞宾和一个叫化子的故事,叫化子向吕洞宾乞讨,吕拿了块石头,用手一指就变成了金子,可这位叫化子不要金子,而要吕洞宾那个“点石成金”的指头,因为有了那个指头,就不愁没有金子了。他说:“希望你们同样不要那块金子,而要的是那个能点石成金的指头!”
  丁文江在去山西大同和豫晋边黄河西岸作地质调查时,发现了三门系及其动物群(见安特生著《中国西北问之新年界》)。
  这年,北大恢复了地质学系。地质研究所不再招生,由北大地质系随时向地质调查所输送毕业生。丁文江作为所长,很关心该系学生的学习,亲自考察他们。一次考试,他分给每人10块石头标本让学生辨认,结果没有一个人及格,甚至还有得零分的。他为教学质量如此低劣而痛心疾首,立即找到教务长胡适,同他一起去见校长。校长蔡元培虚心听取意见,共同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师资力量。” 丁文江还向蔡元培提了两条建议:第一是请李四光先生来北大地质系任教;第二是北大与地质调查所合聘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先生到中国来任教和做研究工作。
  年底,丁文江与梁启超、蒋百里等以半官方身份去欧洲进行考察,并兼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在此期间,结识了参加和会的美国威尔逊总统的随行人员、美国威斯康新大学地质系主任利斯,并征得同意,介绍几位学生到该校进修。
  1919年初,丁文江找到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学地质的李四光,希望他学成后回国教书,不久,李四光就接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去的聘书。
  1921年,丁文江就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他对北方几处煤矿作过实地考察,并兼中兴煤矿计划勘测工作,使该公司发展成为我国最发达的煤矿之一。
为专心致力于公司事务,丁文江呈请任命翁文灏为地质调查所所长,经协商,由本任名誉所长,翁为代理所长,处理所务。
  地质调查所开始只有技师6人,调查员12人,测绘员3人,办事员1人。这些人员在丁文江“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的模范行动带领下,奔赴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开展地质调查,大量采集标本,绘测图件,深入研究,成文问世。除了地质学的专门研究,丁还推动了与地质学密切相关的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他和翁文灏、李四光,西方顾问如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法国科学家传教士德日进等一起工作,使中国成为当时新石器时代的研究中心。
  地质调查所不只是纯粹的科研机构,还顾及国家社会的矿业、石油、土壤等实用方面的需要,又兼办燃料研究室、土壤调查所和地震台等方面工作。该所出版物计有《地质专报》、《地质汇报》、《分幅中国地质总图及说明书》、《矿业纪要》、》《土壤专报》、《地震汇报》等。
  丁文江有个弟弟文渊,在瑞士楚里西大学就读,其学费由丁文江负担。丁文江的同学曹梁厦是当时留欧学生监督处的秘书,曾对文渊说:令兄不是有钱的人,不应当让他独立负担你的学费。照你的学历,可以申请官费,现在教育部和江苏省官费都有空额。你不妨写信给在君,请他为你设法补官费。文渊写信给哥哥。丁文江接到此信后立即回信,大意是:照你的学历以及我们家中的情况,你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晓得,国中比你更聪明、更用功、更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信就是没有像你有为样一个哥哥,能替他们负担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惟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名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有请求官费的需要,和你不同,我劝你不必为此事费心。我既答应负担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的事,你只要安心用功读书就行。
  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宣布成立,丁文江为发起人之一,并被推选为首届评议会(理事会)评议员兼编辑主任。在第一次常务会上,他发表题为《中国地质学会之目的》的演说,并为《中国地质学会志》创刊号写了发刊词。
  这年8月,第十三届国际地质大会在比利时召开。丁文江向大会提出了题为《滇东的构造地质学》的论文。他还考察了北京——承德沿途地质。所著《京北昌平县西湖村锰矿》一文,刊《地质汇报》。
  由丁文江任总编辑、地质调查所印行的《中国古生物志》创刊。该刊分甲、乙、丙、丁四种,分别记述我国地层中发现的各种化石,并讨论其演化的关系,是世界上重要的古生物文献之一,十五年内出版了近一百巨册,在古生物和考古学的研究方面,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北京周口店地区发现的“北京猿人“也在其中。由丁文江编订的八十余册中,根据他所得的材料也有十二巨册。葛利普在1936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此种大成绩,实非他国所能表现。”
  1923年,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年会上,丁文江当选为会长。
丁所著《中国历史人物与地理关系》一文,发表在《科学》等刊物上,作者统计了六个朝代的著名历史人物,并且绘制一幅分布图,说明历史人物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所著《重印天工开物始末记》一文,刊《努力周报》,文中介绍了17世纪宋应星的一部奇书:《天工开物》。不久,又与张元济等发起成立古物研究社,以“发掘搜集并研究中国之古物为宗旨”。
  在开展“玄学与科学”(又叫“科学与人生观”)讨论时,所著《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及《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发表在《努力周报》上。他在给章鸿钊的信中说:“弟对张君劢《人生观》提倡玄学,与科学为敌,深恐有误青年学生,不得已为此文。 ……弟与君劢交情甚深,此次出而宣战,纯粹为真理起见,初无丝毫意见,亦深望同人加入讨论……”
  1924年,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届年会上,丁文江发表长篇演说《中国地质工作才之培养》。后又为谢家荣著《地质学》一书作序,揭露当时半殖民地式教育的情形:“学生只知道A、B、C,不懂得X、Y、Z 。”
  1926年,丁作为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中国委员之一,与胡适等一起,陪同来华的英国委员卫灵顿南下,先后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进行调查,为时两个多月。5月间,丁文江应孙传芳之请,辞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就任淞沪商埠总办,其地位性质与市长相似。在7个月的“总办”任内,办了几件有益的事:
  首先,他确定了“大上海”的规模,使租界民外的中国地区有了统一的市政、财政。现代化的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包括外国的车辆,没登记的一律不许通行),他是后来“上海特别市”的创立者。
  其次,他收回“会审公廨”,设立临时法院,将中国的司法权扩充到了公共租界,为最终废除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迈开了第一步。他死后,英文《字林西报》曾发表题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的社论来纪念他。
  第三,他同情与支持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最后不顾阳传芳的“挽留”,于年底毅然卸职。
  1927年,革命军北伐,北洋军阀政府垮台,当时蒋介石通缉一些人,其中有丁文江。和丁一起被通缉的,还有章太炎、黄炎培、张君劢等人。丁匿居大连,整理和研究《徐霞客游记》。
  丁文江读《徐霞客游记》十五年,校订《徐霞客游记》历时四年。《游记》所附《徐霞客先生年谱》,集中了丁文江的研究成果,实具有开创之功,他是用近代地学眼光来评价《徐霞客游记》的第一人。
  丁文江和徐霞客,有许多相似之点。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黄汲清称他为“二十世纪的徐霞客”。认为:
  (1)他读过徐霞客的书,对徐十分崇敬——丁先生曾面告本人,他的老家泰兴县黄桥镇与徐霞客的老家江阴县仅长江一江之隔。
  (2)在英国留学时他读过法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
写的《中国》几本大书,后者断言中国人不能成为地质学家。丁先生受到刺激,接受了挑战,下决心要证明李氏的说法是错误的。
    (3)丁先生要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地质学时,主要教授是格里哥里,是一位有名的探险家型地质学家,对丁有较大影响。
  (4)丁先生在欧洲学习时期正是法国帝国主义者全力经营印度支那时期,并建成了滇越铁路,努力正在伸入中国云南省。在这之前一批法国地质工作者已在云南、四川南部和贵州这一部分做了工作,其中戴普拉的著作可能刚刚发表,引起了热爱祖国、不甘落后的丁文江的注意,后来事实证明丁先生的地质科学成果,否定了戴氏的一些推论的虚构性。
  丁文江在大连时,由于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比较困难。有位名收扬金者,寄给丁五千元,并附了一封信,信中说:“公于我,不啻生死人而白骨。我今已富,闻公弃官后多负债,我不报公,无以为人,公若见却,是以我为不义矣!”(扬金,原名扬树诚,幼时父母双亡,曾讨过饭,后由一美国技士收养,习成工艺。他对于矿业打钻及机器技艺,有丰富经验。美国技士回国后,扬一度失业,生活十分困难,曾找过丁文江,丁在和扬谈论过程中,发现扬对钻井确实有其专长,便写信介绍他到中兴煤矿承包钻探探任务。由于他技术精湛,管理得法,结果获利很多。地质调查所募款建图书馆时,扬就捐了一千元。几年之后,扬已致富,他在徐州开面粉厂,成了一个相当有钱的资本家,据说丁文江拒绝接受扬金的钱,扬金就以丁的名义存入银行,丁文江逝世后,再取出这笔钱,送给丁的夫人做生活费,一时传为佳话。)
  1928年,丁所整理《徐霞客游记》三卷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的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有人称其内容丰富,“确有独到之处”,“丁先生之初功不可泯也。”
  1929年,丁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六届年会上发表事长演说,题为《中国造出运动》。农矿部地质调查所成立新生代研究室,丁文江任名誉主任。
  这年春,由地质调查所组织力量,再度进行西南地区地质调查,丁文江任总指挥,参加调查的有黄汲清、赵亚曾、王日伦、曾世英、李春昱、谭锡畴等。他亲自率领一个分队,偕同曾世英和王日伦等五人,9月自北京出发南下。此行为丁文江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地质调查,而且是又一次昌险的野外勘察。赵亚曾在考察中不幸遇难,丁文江极为惋惜,赵毕业于北大地质系,早年成名,著述颇丰,丁对赵很器重,在贵阳闻赵的噩耗后,痛哭不已。同时,积极筹募赵亚曾“子女教育基金”,以照顾赵的遗孀及三个遗孤。丁本人无子女,常把赵的长子带在身边,当作自己的孩子照料。
  这次调查,丁文江率领的一路由重庆取道贵州,按照当时的一张军用地图前进,殊不知,这张地图险些送了他们的性命!从綦江进入贵州山区,沿途勘测路线并考察地质,步步迈进深山,才发现陆军测量局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所记的山形、地道、经纬度、等高线都不可靠。实际工资结构比地图更为复杂,因此不但迷失路途,而且到处都是恶林陡壁,全无人烟。按地图方向,不过七天就可把山区走完,但实际走了一个多月,依然在山上盘旋,干粮吃光了,既无道路,又寻觅不着一户人家,五个人饿着肚子过了三天三夜。最后情急生智,在一个星月闪烁的深夜,几个人在帐篷外面挣扎着用无线电发报机与新加坡天文台联络上,利用呼号和经纬仪寻找方向。经计算偏角测定最近的下山路线,终于在第二天午后到达一户山居人家,打听到毕节只有两天路程。这次脱险真算万幸!丁文江到毕节后,把地图上的荒唐,以及他们濒于饿死的经历写信告诉重庆的同行,并附一张新摄的照片,此时的丁文江鸿形鹄面,须发已经全白,看不出他原来的形象了。
  1930年,丁文江与章鸿刊等八人,联名给葛利普写信,祝贺葛氏六十寿辰。葛利普先生在中国勤奋工作26年,把一生献给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1946年逝世,葬于北大地质馆门口(后移至北大校园内)。
  1932年,丁文江所著《漫游散记》开始在《独立评论》上连载。他写道:“这二十年来因为职务的关系,常常在内地旅行,二十二省差不多都走遍了。旅行途中偶然也有日记,但是始终没有整理。现在把其中比较有兴趣的事情,摘录出来,因为次序没有一定,事实上不能连贯,所以叫做散记。”
  这年,丁文江还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所谓“剿匪”问题》等政论文章多篇。他义正词严地指出:“我们对于国民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假如我是蒋介石,我的办法是:第一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要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第三我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惟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等等。
  这年7月,他代表中国政府及中国地质学会去美国参加第十六届地质会议。会上共提交论文八篇,其中有丁和葛利普的论文两篇。与此同时,丁文江还代表我国出席了国际古生物学联合会筹委会,并推荐选为筹备委员。
  尔后,又曾去英国访问母校格拉斯哥大学,至瑞典访晤旧友安特生,至瑞士会见正在那里留学的地质学家黄汲清。后再至苏联,用一个多月的时间研究地质构造与工业发展,并著有《苏联旅行记》。所著《苏联南部油田地质》一文刊《自然》杂志。翁文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丁在君读马克思《资本论》后,于1933年往苏联考察,深信有主义具决心,方能真建设而造成新国,显非蒋政权所能胜任。”
  丁文江与翁文灏、曾世英合编的《中华民国新地图》,由申报馆出版,以纪念《申报》创刊60周年。据图集序言和文献记载:“丁君创其计划,翁君定其体例,曾君任其工作。”它是我国第一本根据实测资料,按等高线,运用分层设色绘制的现代化地图集,在国内外被称之为“丁氏地图”,誉为“中国图学界一部空前未有的巨著”。
  1934年3月,应蔡元培之邀,丁文江继扬杏佛刺身亡后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上任后大刀阔斧地对中央研究院进行体制改革:财务上根据研究所的科研任务制定预算,组织上则设评议会,院内重大事项均须经由评议会讨论决定。这样就为当时这一全国性科学机构奠定了科学与民主的基础。对此,蔡元培在1936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丁文江在中央研究院“不过一年有半,然而对于研究院的贡献已经不少;…… 在君先生实事求是的精神,案无留牍的勤敏,影响于我们全院同人的地方很大……”
这年夏,国际人类科学与民族学社在伦敦开会,议定每国应推举最著名的人类学家3—4人担任该社理事会理事,丁文江为其中之一。秋,应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兼任该校地质名誉教授。随后,受曾养甫委托,主持马鞍山钢铁厂的筹建工作。
1935年,与赵丰田合著《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全书67万字,被誉为年谱类书中的名著(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改名为《梁启超年谱长编》)。
  这年2月荣获第四届葛利普奖章,文书奖为中国地质学会的最高奖项。
  不久,他在北平约集旧友签署遗嘱。他说:“我丁家男子,很难过五十岁,而我快五十了。”遗嘱证明人为胡适、翁文灏。遗嘱的主要内容为妻子史久元生活费来源及遗产的分割、书籍的赠送和后事的处理等,遗嘱中写:“死在哪里,葬在哪里,所占坟地不得过半亩,所殓之棺不得超过银元100元。不得为余开吊发讣闻,不得为祷告诵经等迷信活动,遇所故地有火葬设备时,余切托遗嘱执行人务必嘱余亲属将余遗体火化。”并写明死后不得为他立嗣。
  年底,对全国中等学校学生作题为《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的讲演,讲稿发表在12月18、19日两日的《申报》。
  同年,蒋介石为平抑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想罗致一些学者名流进入政府各部,已内定丁文江为铁路部长。消息传出后,丁文江决定离开南京。此时,侵略者步步进逼,“何梅协定”后,华北形势十分危急,万一北方能源基地陷落,北煤不能南运,南方工业交通岂不瘫痪!因此,他决定去湖南考察煤矿。
  丁文江到长江后 先视察了一些学校,并准备为内迁的清华大学和研究机关等寻找新址。他与友人去南岳衡山进行地质考察时又特地瞻仰了他的恩师龙璋的纪念亭,并作诗两首以示纪念。
  他昌着大风登上主峰祝融峰,紧接着与湖南地质调查所的同行去湘潭家山煤矿考察。他不顾人们的劝阻,亲自下到坡度45度、斜深170米的洞底,亲测煤系地层厚度。洞内温度高衣已汗湿,出洞后未洗澡就穿上湿衣裳,结果伤风。回衡阳后,奥汉铁路局负责人已闻知他即将任铁道部长,招待备至,让他们新建成而未曾使用过的路局宾馆。由于已伤风感冒,宾馆为他生壁炉取暖,不料新建宾馆烟道不畅,当晚又是风雨大作,煤气出不去,大量倒灌室内,致使丁煤气中毒,次晨昏迷不醒。路局医生起来救治,让身强力壮的职工为丁做人工呼吸,因用力过猛,致左胸肋骨折断,戳破胸膜引起化脓。移至长沙湘雅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抢救无效,于1936年1月5日逝世,终年49岁。
  丁文江逝世后,遵其遗嘱葬于长沙岳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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